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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互联网运营的刑事责任风险 ——对两个互联网刑事司法解释新规定的解读

作者:陆元辉 张娟   来源:财富时代杂志 2019 11月刊 2020-01-03 11:46
过去的一个月,国内最重要的新闻应该就是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结合上个月的几个重要刑事司法文件来看,会更容易理解国家未来在互联网治理中的新形势。

国家互联网治理的新高度


2019年10月30日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要求。

结合稍早前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出台的两个互联网领域刑事司法文件,一个是2019年10月21日起实施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明确将利用网络实施的删贴、侮辱骚扰他人、强迫交易、敲诈恐吓、编造虚假信息等作为黑恶势力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处理。另一个是2019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网络信息活动罪几个犯罪认定的定罪标准。可以看出,扫黑除恶在中央层面是被当作“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政治决策,而网络空间被专门纳入扫黑除恶的范围可见其受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互联网运营主体的刑事责任强化


从决定的文义理解上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当然包括行政管理和刑事惩罚,而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一步而言,目前对于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的要求,在文字描述上为“落实”而且“明确”,这就意味着,当前对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的责任,并不是责任承担方式不明确,而是责任承担有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实施的问题。

具体结合网络运营主体刑事责任来看,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论断,紧接着2015年8月29日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造成违法信息传播、用户信息泄露、刑事案件证据毁灭等的行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设立网站、发布信息的行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

但客观上,由于刑法本身的规定较为概括,以及社会认知和司法执行层面更多将这三个罪名在保护公民信息层面讨论,几年来,该三个罪的实际惩罚的案例非常少,特别是针对各类运营主体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公开案例还不及两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会有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的第二天,就有对应的刑事司法文件生效,来具体强化互联网运营主体的刑事责任:

首先,将之前非常概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十分具体简明地指明为:提供“网络接入、域名注册解析等信息网络接入、计算、存储、传输服务”,提供“信息发布、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支付、网络预约、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站建设、安全防护、广告推广、应用商店等信息网络应用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的电子政务、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基本概括了网络基础服务、商业服务、公共服务三个维护的经营主体。

其次,非常明确地点明了前述主体造成传播违法视频文件二百个以上的或传播非法视频的其他信息两千个以上,或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传播违法信息,或者利用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三千以上的通讯群组或者关注人员账号数累计三万以上传播违法信息的,或者致使违法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以上的行为属于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应追究刑责的情形;明确了致使泄露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百条以上的,或者致使泄露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用户信息五千条以上的,致使其他用户信息五万条以上的,造成他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行为属于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应追究刑责的情形;同时也明确了网络运营者对绝大多数用户日志未留存或者未落实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义务的,二年内经多次责令改正拒不改正,致使信息网络服务被主要用于违法犯罪,致使信息网络服务、网络设施被用于实施网络攻击,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致使信息网络服务被用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或者其他重大犯罪,致使国家机关或者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信息网络受到破坏,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等情况也属于刑事追究的范围。

再次,确定了假冒国家机关、金融机构名义设立网络从事犯罪活动,或者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数量达到三个以上或者注册账号数累计达到二千以上;或者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数量达到五个以上或者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一千以上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或者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一百条以上,或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发送,或向群组成员数累计达到三千以上的通讯群组发送,或利用关注人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三万以上的社交网络传播有关信息的,均可认定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最后,确定了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等七种属于明知他人利用网络进行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帮助的情形,同时确定了,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等几种情况,就可追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互联网运营刑事责任风险应对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家“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治理目标,结合新推出的相关网络犯罪规定看。实际上,我国对于互联网运营的刑事责任,已经从只是简单要求网络经营者自己不要实施侵入计算机系统或破坏计算机系统的相关行为,扩展到网络经营者需要对自己为他人提供的网络服务的内容本身的合法性负有刑事风险审查义务。

一方面,对于各类互联网经营主体,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经营资源和力量,进行日常服务的刑事合法性审查,例如之前各类视频网站要匹配资源审查视频内容是否违法一样,未来各种社交类、技术类经营主体,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审查自己的服务对象,是否可能利用自己的服务进行违法犯罪,并且,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风险应对机制。

一方面,此种刑事责任要求的强化,特别是对于网络信息内容审查义务的刑事责任强化,必然会强化头条、抖音、快手等大众创作的大型网络平台对自己平台生产内容的审查标准,这将可能一定程度上倒逼自媒体创作者不断强化创作内容、传播方法的合规性。

综上,国家网络治理的决心是坚定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因此,通过刑事治理手段,解决网络乱象这一治理预期也是必然的,网络运营者必须对此形成应有的准确认识和充分应对准备,否则,必将陷入巨大的刑事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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